《第二次机器革命》主要内容（续完）

“衡量我们进步的标志不是我们是否给富有者带来更多的财富增长，而是我们是否给贫困者带来足够的财富增长。”

　　——富兰克林·D·罗斯福(Franklin　D.　Roosevelt)　美国第32任总统

　　在前面，我们看到了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所包括的一个悖论：GDP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，创新速度也是的，然而人们却对他们孩子的未来生活标准更加悲观了。剔除通货膨胀因素，在《福布斯》上榜的亿万富翁的财富已经是2000年的5倍，但美国中间家庭的收入却已经出现了下降。

　　在一个像硅谷的地方或者一所像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类大学，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是很容易看得到的。初创公司遍地开花，新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层出不穷，研究实验室不断搅动着类似我们在前面章节里看到的技术创新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面临着生存困境：学生们挣扎在高额债务的边缘，毕业生寻找新的工作困难重重，而且还有数百万人为了维持临时的生活标准不得不依靠借贷为生。

　　我们将解决关于红利和收入分化的未来的三个重要问题。首先，红利能够覆盖收入分化吗？其次，技术不仅创造了不平等，也创造了结构性失业吗？第三，全球化作为另一个改变经济的重要力量，能够解释近在薪酬和就业领域出现的下降吗？

　　进步的表现至少是部分根源于数字化技术。我们希望的是，数字化技术的进步浪潮能够推起所有领域的“航船”，但现实的情况却远非如此。

　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部分原因是，它们给创新者提供了强烈的刺激：如果你的创造在市场中获得了成功，那么你至少会得到一些酬三孔水马http://www.cz***/劳的回报。而如果你的创造带来了辉煌的成功，那么对你的奖赏将是巨大的。当这些刺激因素运转良好时(但这种体系内不会给那些胆大妄为之人提供巨大而无风险的奖赏)，所带来的收益将非常可观：创新者一方面提高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，另一方面，通过销售、购买关系，创新者也变得富足起来。每个人都获得了收益，即使并不是每个人所获得的收益都是相同的。

　　但是，正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，数据很明显地表明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很多人们的生活状况都在不断下降——不论是从相对方面还是从方面来考量。

　　繁荣取决于创新，如果我们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，那么我们就会浪费创新的潜能：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微软、Google或将来自哪里，但如果让那个将来使这一切都会发生的人进入了一所失败的学校，而不能进入一所好的大学，那么这种有可能会变成现实的机会将大为减少……

　　在过去的200年里，美国创造了无数的创新，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经济增长，因为大体上它是鼓励创新和投资的。但这并不是在真空世界里发生的事情，它是由一系列特别的政治安排——包容的政治制度——支撑的，这种制度阻遏了某位社会精英或者其他少数群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，从而切断了他们以牺牲社会的代价为自己谋取利益的途径。

　　我们的担心是：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会导致更严重的政治不平等，而且那些获得更大政治权力的人会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，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重新洗牌，这更增加了经济上的不平等——这是一种典型的恶性循环。而我们可能正身处其中。